『壹』 永順土司的老司城
老司城位於永順縣城東19公里處的靈溪鎮司城村。這座古城，本名福石城，因是土司王朝八百年統治的古都，亦稱司城、老司城。土司時期，福石城是古溪州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十分繁華。百姓流傳，老司城分內羅城、外羅城，有縱橫交錯的八街十巷，人戶稠密，市店興隆，史書有「城內三千戶，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鎮，萬里之邊城」的記載。清貢生彭施鐸作《竹枝詞》贊「福石城中錦作窩，土王宮畔水生波，紅燈萬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
老司城位於猛洞河漂流景區上游，這里是自唐、宋、元、明、清朝代以來留下的眾多古文化遺址，也是湘西歷代土家族土司王經營了八百多年的歷代古都。千年祖師殿、彭氏宗祠、擺手堂、古墓葬、石坊、石碑等地上地下文物遍布，是一座天然的土家族「露天博物館」，是一處尋幽覓古攬勝的旅遊勝地。
老司城留存遺址很多，現成為遊客、專家、學者了解研究土家族歷史和文化的珍貴的人文景觀。主要有祖師殿、彭氏宗祠、土司德政碑、翼南牌坊、土司地宮、土司古墓群等。老司城是800多年土司轄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2001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原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張忠培、古長城專家羅哲文等譽為「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保存最為完整的軍事性城堡」和「全國保存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保存有大量珍貴的歷史遺跡，其潛在價值不可估量。
『貳』 為什麼湘西歷史上有那麼多的土司王
盡看個「土」字就明白家啦！湘西遠離中原，地形起伏大，多丘陵地形，土壤較為貧瘠，歷史上開發較晚，原始文明延續時間較長，再過去被中原人稱為「南蠻之地」。這也說明了土司王多的原理性。
『叄』 土司王統治湘西多少年
400多年的土司統治(當地人,即土司王,統治當地人)（希望能幫到你，麻煩在我回答的下面點擊 「好評」，謝謝你啦^_^）
『肆』 湘西土司王的歷史
湘西土司王有兩種傳說：
在前一種傳說中，土司王身懷絕技，為民除害，然後由皇帝或楚內王下詔敕封容為土司王並世代承襲。在後一種傳說中，土司王是一個流氓無賴，傳說是白蛇精投胎，為害一方，動輒濫發淫威，如每年正月要燒一次城，每兩天要殺一個人祭神等，百姓奈他不何，又恨又怕。
總之，他是土司中最無道的代表者。傳說土家族中不同姓氏的人結婚時，白鼻子土司還要行使「初夜權」，即新娘子要讓他先睡三天，民間便有諺雲：「白鼻子土司——無道」。
(4)湘西土司皇朝擴展閱讀：
土司制度我國歷代封建王朝在少數民族地區，通過分封地方首領世襲管職，以統治當地人民的一種特殊政治制度。
湘西土司制度始於五代，發展於宋，完備於元、明（由 褐糜制度發展成為土司制度），終止於清，歷經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和宋、 元、明、清各代，時達八百餘年。歷代封建王朝，給溪州彭氏土司集團及所屬州、洞，分別給予刺史、宣慰使、宣撫 使、土知州、土巡檢等大小不同的土官官職。
『伍』 湘西土司制度的歷史發展
隋唐時期，封建中央王朝在邊疆及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竭糜州郡，實行羈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領所轄領域的基礎上，飛設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其首領為都昔、刺 史，皆世襲(《新唐書卷四十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以達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司王彭士愁在軍事上（溪州之役）失利，被迫與楚簽訂盟約，雖然表示臣服於楚，但其政治地位和管轄地域卻得到楚的確認，楚王馬希范仍授彭士愁為溪州刺史，繼續管轄溪、錦、獎諸州。盟約規定，溪州雖受楚輯攘，但不向王朝繳納賦稅，不提供兵源，與楚不互相掠奪土地和人口，不阻擾交通，不強迫買賣貨物等，實際上是承認了溪州這個少數民族地區的一些自治條件，也造就了土司制度的進一步確立。 土司制度在宋初無變化，至淳化以後，南江諸地各自向朝廷入貢，只北江(今永順、保靖、龍山、古文、花垣等）保其原地，並不入貢。元代統治者對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請而以土司之職受之。明襲元制，凡結族來附者，均以原官，並加以重用，土司便成為統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於藩國。在明代，土司與朝廷的關系甚為密切，土司制度更為完備。
土司與中央王朝的關系，在經濟上表現為納貢與回賜，向中央王朝納貢，唐代有貢溪布、水銀的記載。宋、元、明以後日益擴大，計有虎皮、府臍、犀角、竹雞、錦雞、土綢、溪布、水銀、黃蠟、丹砂、珍貴葯材、名馬、大捕竹等。每次納貢均得到皇帝相應的一些回賜。 土司制度至清朝結束。
『陸』 湖南湘西有以前 土司王嗎
只有個湘西王
土司厲害點的也就稱做大土司
『柒』 湘西土司王朝土司王有哪些權利
歷史上，漢族大土司對苗族沒有起到「約束」和鎮壓作用。
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回得由苗族來充任，因答為只有他們才能對苗族起到一定的統轄和約束作用。
苗族是個崇尚自由、強調自我意識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實力的強弱來決定，無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會管理框架屬多系統的不穩定型結構，由於不是穩固的寶塔形模式，使異族統治者無法提綱摯領。
『捌』 誰知道湘西土司王的歷史，和白夫人
希望下面資料對你有用:
在討論苗疆土司與苗族的關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簡言之，凡苗族聚居區的土司均為「苗疆土司」，在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稱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與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說的苗疆，即苗族東部方言區，也就是史籍所稱的紅苗生息地。這塊苗疆的地域如何？請看諸種史籍皆相同的記載：「紅苗原出銅仁府，其族甚繁。東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頭、平茶、酉陽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陽、東南至五寨司、經線三百里，緯線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現在的地圖計算，這塊苗族聚居區的經線為360華里，緯線240華里，周圍1200華里，面積21600平方公里，內含銅仁、松桃、秀山、酉陽、沅陵、瀘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鳳凰、麻陽等12個縣市。除此之外，永順、龍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邊緣縣份，尚有紅苗寨落。
這塊在歷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對穩定。明朝開國之後就著力於對苗族的鎮撫，但37年後酉陽的生苗才開始歸附。《明史》記載：「永樂三年（1405年），指揮丁能、杜福撫諭亞堅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戶，各遣子入朝，命隸酉陽宣撫司。」到了光緒八年（1882年），官方鐫刻的《移建安化縣碑記》仍稱「黔之東銅思所屬有梵凈山，高聳數千仞，綿延數百里，向為苗人所居。」
在這塊土地上，統轄苗眾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當，而擔承治理責任的大土司，則多由漢人擔任。民國二十年（1931年）編撰的《沅陵縣志》，依舊沿引史籍的記載來陳述這種史實。該志有曰：「蠻部（指苗族）各有酋長，其酋皆各相雄長，不能統一。漢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結合諸酋，使之承奉其號令。溪州之氏，蓋漢人而為群蠻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對這種史實有了新的說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餘萬言的專題報告中講：「『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擔任的『土官』」改變了土司的內涵以後，對於它的構成成分，潘說：「元代以來，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當的」。盡管還有點閃爍其詞，可他最後還是勇敢地過渡到預定的結論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實行所謂『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間『改土歸流』為止，大小『土司』幾乎全部由『土家』人承當，對當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統治者經常『約束』，隨時鎮壓。」
歷史果真如此嗎？
歷史上，漢族大土司對苗族沒有起到「約束」和鎮壓作用。那位創導修築長城來防禦苗族的蔡復一，在公文中曾經強調過這種事實。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萬曆進士，幾次升遷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貴州，後總督貴州、雲南、湖北軍務。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廣參政，分守湖北，帶管辰沅兵備道，駐節沅州（今芷江縣）。他在《邊防條又議》「責擔承」那段中寫道：「永順（土司）約束鎮苗，保靖（土司）約束竿苗，每歲俱有擔承認結到部，苗哨原設有撫苗防守舍巴頭目，月食稟糧……今則擔承毫無實效，認結只屬虛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歷數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鎮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僅「受國恩世有爵土的」永順、保靖兩宣慰司奈何不得鎮竿生苗，就連專事屯戍的營哨兵也如同虛設。明代官員馬協在同類的公文中寫道：「（哨官）不為自強之計，甘為媚苗之術。」「……真所謂畏苗如虎，自視如鼠也。」
這種情況到了清朝依然沒有甚麼改變。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廣總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勢與防務的奏章中寫道：「歷任督撫提鎮諸臣，止議永順、保靖二土司分寨撫管，土司相距頗遙，且兵未經制，止可偶供徵用，未便其永遠撫管。」十年後，湖南巡撫趙申喬在《題六里苗民歸鎮溪所乾州同知撫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擔承「毫無實濟」。該疏曰：「鎮竿有鎮苗、竿苗之分，鎮苗向系鎮溪所管撫，竿苗即紅苗，向系竿子坪長官司撫管。前明以鎮苗令永順司擔承，竿苗令保靖司擔承，苗乃叛服無常，二土司有擔承之名，毫無實濟」。就是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兩土司擔承「約束」苗族的虛名，改土歸流。
為何漢族土司無法約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苗族的社會結構與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個崇尚自由、強調自我意識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實力的強弱來決定，無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會管理框架屬多系統的不穩定型結構，由於不是穩固的寶塔形模式，使異族統治者無法提綱摯領。關於這點，史籍中有許多記載。明代曾任貴州巡撫的郭子章在《黔記·諸夷》中寫道：「諸苗夷有囤峒而無城廓，有頭目而無君長。」清代鳳凰敬修書院山長孫均銓在《苗蠻辨》中寫道：「蠻猶有上下之分，苗則無所統紀。」關於苗族社會的特點，《永綏廳志》有比較詳細的記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無酋長，其俗不以人命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數人數十人，強梁健斗或能見官講客話者，則寨中畏之，共推為寨長；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戶，則又各自為黨。或一寨一長或一寨數長，皆以盛衰強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長世受統轄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環境，外族難以適應。漵浦人嚴如煜，嘉慶元年（1796年）征舉孝廉方正，廷試第一，以知縣試用陝西，後隨軍到湘西鎮壓苗民起義，著有《苗防備覽》、《苗疆風俗考》等多種關於苗族的文獻。他在《總論苗境事宜務為築堡議》中寫道：「……又溪澗之水，夫馬既多，腥穢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為岩漿，極寒，敗人脾胃，兵役飲之，水土不服，多生瘧痢二疾，或癆黃腫，四肢無力，地勢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戰術鬥技，精於他族，難以制服。對此，嚴如煜在他那篇《議》中寫道：「他省近邊夷人，以弓弩為武器，易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歲即習鳥槍，種山趕場，寸步不離。」嚴氏還說苗地向產土磺、洞硝，苗人配製火葯的技術「精於內地」，「放火器非諸夷所能及。」關於苗人的戰術，嚴氏寫道：「我軍施放火炮，彼則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隊，中斃者亦少。」為讓官軍高度重視苗人的戰術，《苗防雜識》在印證了嚴氏的記述後寫道：「（苗）遇敵必先擇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槍後，即從莽草中退十餘步潛避他所，以防反擊。」它的結論是「苗人火槍最難提防。」
嚴如煜在《議》中還寫道：「苗人所居之險，猱崖猿壁，非人跡所能到。外間勁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動，安能與之追躡？」而苗人在這種險竣的山地又表現如何呢？請看《乾州廳志》的記載：「而苗人走崖谷往來如猱，或明東暗西，堤防少疏，一營有事，數營震動矣。」
古代苗族社會的各種條件決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來充任，因為只有他們才能對苗族起到一定的統轄和約束作用。至於「大小『土司』幾乎全部由『土家』人承當」的說法，只是潘光旦教授個人的認定，並非歷史的真象。但是，這種說法卻被少數學者當成科學論斷，將人導入誤區。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說」的影響，以及圖解民族壓迫的結果。
「五姓真苗說」人為地縮小了苗族的范疇，使我們把一些苗族土司作為異族。此說先見於孫均銓的《苗蠻辨》，其中有曰：「其時蠻中大姓則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環五種土酋，有石、隴、吳、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慶年間，嚴如煜在《平苗議》中寫道：「統計三種苗，惟吳、龍、石、麻、廖五姓為真苗，其歐陽、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贅，習其俗久遂成族類。」這就把五種土酋為苗的說法深化為「五姓為真苗」，即五姓真苗說。此說被後人承襲，謬誤留傳後世。其實苗族自己就有削、沒（羋）、邊（卞）、管、卡、來（萊）、刊等七大苗姓，他們使用的漢姓不計其數，若按多少來決定大小的話，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關於這些情況，筆者曾在《紅苗姓氏與風俗》中作了比較詳細和闡述（見《吉首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按照現代的觀點，為了體現民族壓迫，苗疆土司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把它們都視為異族是不會引起非議的。也就是說，至少苗族學者不會去關注這種界定是否客觀。另一方面，由於「土司」與「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為一談，於是那種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這樣，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為了矯正視聽，我們還是來正視一下史實。先談幾個沒有爭議之處的苗族土司。
吳畢朗，明宣德年間為竿子坪長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眾造反。
廖彪，明永樂三年（1405年）為竿子坪長官司土司，曾與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進貢。
楊二，明洪武初年的「盧溪苗長」。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盧溪縣的轄區很寬，包括如今的瀘溪、花垣、吉首三縣市，以及古丈、鳳凰的部分地區，那時，朝廷企圖對該縣的苗民實施籍戶口、派賦稅的統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為了平息苗疆的騷亂，「盧溪縣主簿孫應龍入峒招渝，領苗長楊二赴奏，准輕賦，始割上五都蠻民分為十里，置鎮溪軍民千戶所，隸辰州衛。」關於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種地方史志均有記載。楊二進京面聖的結果是：要苗民繳納的一萬一千石糧食減去一萬石，對盧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為十里，為清康熙年間永綏廳（上六里今花垣縣）、乾州廳（下四里，今吉首市）的問世鑄定雛形。鎮撫十里苗民的鎮溪軍民千戶所建置後，楊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為百夫長，以約束苗民。
至於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兩種不同的說法。關於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銘的族屬，筆者在《紅苗姓氏與風俗》中已舉證說明他是苗族，此處不再重復。為證實那種說明並非妄斷，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鳳凰、芷江三廳縣的志書記載，再鋪陳兩位田姓土司的情況，從中亦可見苗族土司的特徵——叛服無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揮邵鑒誣謅竿子坪烏牌寨（屬今鳳凰縣）苗人隴老恰、隴黨叟，稱其替川黔叛苗窩臟。於是鎮竿守備陳表令土司田興爵誘出二苗，解辰沅備道府衙（今芷江）監候。十八年（1539年），隴母叟因其父隴老恰屈死獄中，遂率苗眾造反，守備陳表被彈劾離職。第二年，雅酉寨（屬今花垣縣）苗頭隴求兒，乘勢邀集川黔苗眾造反。是年，田興爵與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統領所部土兵，隨大隊軍官到暴木營（鳳凰縣禾庫鎮吉寅村）參予剿撫造反苗民。史籍所稱之「土兵」，實為鳳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於二田的作用，官軍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頭人四處招諭，用「撫」的辦法使戰役盡快結束。這時，田興爵、田應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場上，發揮土司的職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興爵因開罪官府被關押在辰州（今沅陵縣）獄中，後經一些苗人暗中賄賂官吏將其救出，藏於生苗腹地臘爾山。第二年，田興爵便率領苗眾稱兵反叛。田是一條無情無義的色狼，他仗勢到處姦淫婦女，並恩將仇報，虐待營救自己出獄的苗人。這傢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婦不至」，便把土官為求子而用來祭祖的豬殺了。後來，因為滿足色慾，強奪阿留弟媳，「負以牛，將入山」。這時，土官隆歹率領被虐之苗眾一齊殺來，田見寡不敵眾，「乃挾刀且戰且走」。從田興爵在臘爾山苗寨的種種表現可以看出，這位土司是通苗語、諳苗情的，否則，就不會有「呼其婦不至」的情節，也不敢獨自用牛馱上美婦人入山享樂，尤其是他敢於「且戰且走」，獨自在生苗腹地闖盪。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連整排荷槍實彈的軍隊，若沒有苗族作向導，也是不敢闖進臘爾山的
就在田興爵狼奔鼠竄的時候，平頭（屬今松桃縣）長官司土官攜帶印信與「所部諸苗逃奔蠟爾」。原因是苗族群眾拖欠賦稅，並在銅仁知府督催繳納時逃亡他鄉，於是知府責成土司償還，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當平頭土司與所率之苗同田興爵相遇後，便聯合稱兵造反，「圍麻陽縣，執知縣，官軍討之不能克」（見《乾州廳志》，上同）。這時，田興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興爵稱兵造反時，田應朝仍然在為朝廷效力，在副將都御史萬鏜的統率下，參予剿撫「湖廣蠟爾山蠻叛」（見《明史》）。萬鏜採納了田應朝的計策，軟硬兼施，對苗族首領曉以厲害，誘以利祿，後來如《湖南通志》所載：「鎮溪土司田應朝等，招出（隴）求兒等五十餘人。」餘下苗眾，被官軍各個擊破，苗疆得到短時期的安靜。
站在官方的立場上，各種史料一方面承認田應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說他「狡黠多詐」。確實如此，作為異族，田應朝沒有孝忠皇上的意識，順從只是表面的，那隻是為了謀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質，一旦時機成熟便會顯現。對於異族土司，他毫無感情可言，暗中製造矛盾，挑唆是非，讓永順、保靖兩土司相互仇殺，自己坐山觀虎鬥，並從中兩面討好，兩面收受賄賂。除此之外，他還暗中勾結和支持田興爵與平頭土司稱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後，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製，陰結貴州苗酋龍許保等為亂。田應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隻貓，如果老鼠不鬧事，貓便會喪失原有的地位。這傢伙「戰則庇賊冒功，撫則反復要重資」（見《乾州廳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給官府施加壓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龍許保、吳黑苗再次統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執知縣李允簡等官員。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陽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這時，田應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陽土司兵在平茶一帶多次阻撓官軍。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張岳，多次派人召田應朝罷兵來見，田不聽從。後來張岳偵知田之叔田勉，饒勇悍桀，常被應朝恃為後盾，便設計將其捕來亂棍打死。此時田應朝有些畏懼，派人向張岳表示改過自新，張許其以功贖罪，但田又變卦不出山，張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揮職務。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軍的圍剿下，田應朝感到形勢窘迫難以維持，便到永順宣慰司見張岳表示歸順。張岳先以軍棍仗之以示懲罰，再令其隨同官軍征苗，後來還是把他殺掉，懸首於市，以懲戒其他苗酋。
從有關史料可以看出，由漢族充當的苗疆大土司，對苗族的直接影響力不大他們只負一個「承擔」和「約束」苗民的虛名，只是在朝廷調集官軍鎮壓苗民反抗時，率部隨軍進剿，依靠由苗人充當的中小土司，發揮前鋒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對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們又具有時順時叛的兩面性。在順從朝廷協同鎮壓造反苗民時，他們因熟悉地形，了解戰術，通曉語言，總是作打頭陣的尖兵，但是，他們往往都是用獻策招撫苗族首領的辦法來結束戰事。這樣，官軍可盡快撤離，苗族也能保存實力，因此每次戰後的安定都只是短暫的。從總體上看苗疆一直動盪不安，於是土司也就才能亂中取勢，直到改土歸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結局都是削職殺頭，所以史籍中出現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襲其職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