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永顺土司的老司城
老司城位于永顺县城东19公里处的灵溪镇司城村。这座古城，本名福石城，因是土司王朝八百年统治的古都，亦称司城、老司城。土司时期，福石城是古溪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十分繁华。百姓流传，老司城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十巷，人户稠密，市店兴隆，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清贡生彭施铎作《竹枝词》赞“福石城中锦作窝，土王宫畔水生波，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老司城位于猛洞河漂流景区上游，这里是自唐、宋、元、明、清朝代以来留下的众多古文化遗址，也是湘西历代土家族土司王经营了八百多年的历代古都。千年祖师殿、彭氏宗祠、摆手堂、古墓葬、石坊、石碑等地上地下文物遍布，是一座天然的土家族“露天博物馆”，是一处寻幽觅古揽胜的旅游胜地。
老司城留存遗址很多，现成为游客、专家、学者了解研究土家族历史和文化的珍贵的人文景观。主要有祖师殿、彭氏宗祠、土司德政碑、翼南牌坊、土司地宫、土司古墓群等。老司城是800多年土司辖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古长城专家罗哲文等誉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军事性城堡”和“全国保存完好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古城”，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历史遗迹，其潜在价值不可估量。
『贰』 为什么湘西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土司王
尽看个“土”字就明白家啦！湘西远离中原，地形起伏大，多丘陵地形，土壤较为贫瘠，历史上开发较晚，原始文明延续时间较长，再过去被中原人称为“南蛮之地”。这也说明了土司王多的原理性。
『叁』 土司王统治湘西多少年
400多年的土司统治(当地人,即土司王,统治当地人)（希望能帮到你，麻烦在我回答的下面点击 “好评”，谢谢你啦^_^）
『肆』 湘西土司王的历史
湘西土司王有两种传说：
在前一种传说中，土司王身怀绝技，为民除害，然后由皇帝或楚内王下诏敕封容为土司王并世代承袭。在后一种传说中，土司王是一个流氓无赖，传说是白蛇精投胎，为害一方，动辄滥发淫威，如每年正月要烧一次城，每两天要杀一个人祭神等，百姓奈他不何，又恨又怕。
总之，他是土司中最无道的代表者。传说土家族中不同姓氏的人结婚时，白鼻子土司还要行使“初夜权”，即新娘子要让他先睡三天，民间便有谚云：“白鼻子土司——无道”。
(4)湘西土司皇朝扩展阅读：
土司制度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分封地方首领世袭管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一种特殊政治制度。
湘西土司制度始于五代，发展于宋，完备于元、明（由 褐糜制度发展成为土司制度），终止于清，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宋、 元、明、清各代，时达八百余年。历代封建王朝，给溪州彭氏土司集团及所属州、洞，分别给予刺史、宣慰使、宣抚 使、土知州、土巡检等大小不同的土官官职。
『伍』 湘西土司制度的历史发展
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竭糜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飞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 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
土司王彭士愁在军事上（溪州之役）失利，被迫与楚签订盟约，虽然表示臣服于楚，但其政治地位和管辖地域却得到楚的确认，楚王马希范仍授彭士愁为溪州刺史，继续管辖溪、锦、奖诸州。盟约规定，溪州虽受楚辑攘，但不向王朝缴纳赋税，不提供兵源，与楚不互相掠夺土地和人口，不阻扰交通，不强迫买卖货物等，实际上是承认了溪州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自治条件，也造就了土司制度的进一步确立。 土司制度在宋初无变化，至淳化以后，南江诸地各自向朝廷入贡，只北江(今永顺、保靖、龙山、古文、花垣等）保其原地，并不入贡。元代统治者对西南各部族的大姓，因其请而以土司之职受之。明袭元制，凡结族来附者，均以原官，并加以重用，土司便成为统治王朝倚重的疆吏，甚至同于藩国。在明代，土司与朝廷的关系甚为密切，土司制度更为完备。
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经济上表现为纳贡与回赐，向中央王朝纳贡，唐代有贡溪布、水银的记载。宋、元、明以后日益扩大，计有虎皮、府脐、犀角、竹鸡、锦鸡、土绸、溪布、水银、黄蜡、丹砂、珍贵药材、名马、大捕竹等。每次纳贡均得到皇帝相应的一些回赐。 土司制度至清朝结束。
『陆』 湖南湘西有以前 土司王吗
只有个湘西王
土司厉害点的也就称做大土司
『柒』 湘西土司王朝土司王有哪些权利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
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回得由苗族来充任，因答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
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
『捌』 谁知道湘西土司王的历史，和白夫人
希望下面资料对你有用: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淫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