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正确看待旅游企业经营中所遇到的风险和机遇
加入WTO三年来，我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部分经济开放地区集聚成群的中小企业显示出超强的生命力，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发展起来。在WTO后过渡期，国内关税最终减让、市场领域完全开放，进出口贸易总额持续攀升，贸易摩擦不断加大。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我们迫切需要审时度势，研究并制定适宜对策，迎接新的挑战，抓住、用好新的发展机遇。
WTO后过渡期概述
一、WTO前后过渡期的划分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为尽可能地减少成员方由于市场开放而产生的消极影响，部分成员方允许保留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国内法规。WTO关于过渡期的安排，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成员方采用有时间限制的优惠，从而保证世贸组织更大的参与性。
我国在加入WTO 的谈判中，也争取了一个过渡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的规定，我国加入WTO之后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和消除以及服务贸易领域开放拥有3~5年的过渡时间（即2001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1日）。而根据整个过渡期所具有的关税减让和市场开放的时间特征，又可将过渡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过渡期是指我国加入WTO以后，开始履行关税减让的义务、灵活开放服务贸易、一定程度地保护和补贴服务业的一段时间，时间从2001年底到2004年；后过渡期是指我国加入WTO以后，在主要领域所做的开放承诺接近终点的最后一段时间，时间从2004年底到2006年底。
二、后过渡期与前过渡期相比的主要特征
按照我国政府加入WTO的承诺，后过渡期我国市场的开放力度和范围将明显超过前三年。与前过渡期相比，后过渡期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关税税率减让幅度降低
截止2004年底，我国的平均关税水平由1992年的42.7%降到10.4%，关税降低的幅度已经很大。按照承诺，我国2005年的平均关税水平将进一步降至10.1%，2008 年将降至10%。因此，WTO后过渡期我国关税减让的幅度将大大降低。
（二）市场透明度增强
在后过渡期，国内市场的透明度进一步增强，整体市场环境不断优化，主要表现在：我国政府兑现加入WTO时的承诺，不断清理、废除和制订相关外经外贸法律法规；我国政府行政效率不断提高，服务意识不断增强。
（三）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在后过渡期，我国的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和运输共9个大部门、约90多个分部门将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外商投资领域将大幅增加。随着非关税保护措施逐渐趋弱，特别是幼稚产业的保护力度下降，国外厂商对我国市场的争夺将愈加激烈，冲击力度明显加大。
（四）应对境外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增大
在后过渡期，其他WTO 成员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将有增无减，来自国外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简称“两反一保”）将成为国内出口产品在后过渡期承受的主要风险，再加上一些国家频繁使用质量、技术、卫生、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给境外贸易环境带来更多的不利因素和可变性。
WTO后过渡期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取得长足发展，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取得骄人业绩，带有“Made in China”标识的产品走进全球市场。步入WTO后过渡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每一个企业或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深受影响。中小企业集群过去已经从区域经济开放中获得较大收益，此时又将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这一充满活力的经济组织形式能否适应环境变化，把握机遇，获得新的生机？下面，我们将结合中小企业集群的自身特点，探讨WTO后过渡期中小企业集群可以把握的主要发展机遇。
一、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
在加入WTO之前，我国一直被排斥在多边贸易体制之外，主要是依靠双边的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的经贸关系，这一不利条件严重地影响着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先期走出国门的中小企业集群尽管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但由于时常遭受国外贸易政策上的歧视性待遇，无法进行公平贸易交往，因此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即使在国内，由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市场进行保护，分别出台种种歧视性政策，导致中小企业集群在跨地区开拓市场时也可能困难重重，额外增加了交易成本，削弱了竞争力。自从加入WTO以后，这种局面大有改善。经过前过渡期国内外政府对贸易政策的调整，我国中小企业集群所处的市场环境越来越开放，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小企业集群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做大做强。
（一）中小企业集群的成本优势
WTO后过渡期，在多边、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下，我国的企业及消费者可以与其他WTO成员国的企业及消费者开展更为广泛的经济贸易交往，共同享受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实践中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好处并非自动就可享有的，而是只属于那些具有开放特征和国际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全球性大企业。但对中国来说，当前我们还非常缺乏这样的全球性大企业，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反而是那些扎根于国土上的中小企业集群。这是因为，如果在全球范围相比较，我国中小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它充分地发挥了本土最大的资源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因此具有非常显著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有发达国家市场劳动力价格的二十分之一，大陆的劳动力价格只有台湾香港劳动力价格的十分之一，只有不少东南亚国家的三分之一。同时，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源于经济开放，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中小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浙江和广东两省，它不但适应了集群内部不同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还适应了集群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非常善于把握外部机遇。中小企业集群是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此意义上，中小企业集群正是市场开放的受益者，更加开放的市场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收益。
（二）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
在WTO后过渡期，随着对WTO政策的逐渐熟悉和适应，我国政府和企业可以按照WTO框架下的基本原则，谋求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地位。在我国尚未加入WTO时，国外一旦针对我国企业提出反倾销，就自动地按非市场经济对待，涉案企业一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计算反倾销税，企业损失非常惨重，往往不得不退出国外市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尽管没有完全解决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但相对以前还是有很大不同，我国企业有机会通过争取，赢得市场经济地位。根据议定书第十五条，如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没拿政府补贴，没有恶性竞争，没做假账，那么就可采用我国国内的价格或成本。这其实给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条生路。目前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在WTO后过渡期，随着对相关规则的熟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不必要的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可以据理力争，打破国外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
第二，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出口的安全渠道。中小企业集群在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在全球化的风险中寻求可控制性，在全球化的复杂性中寻求可预见性。在WTO框架下，每一成员国贸易体制及多边贸易体制的透明度较强，更加稳定，更具有可预见性及安全性，这有利于中小企业集群降低经营风险，维护自己的贸易利益。
第三，WTO框架下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公平贸易，主要体现在具备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这个体制要求成员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法制化和规范化，从而确保了竞争的公平性。这是中小企业集群极其重要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中小企业集群实现出口利益和挖掘市场潜力。
（三）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
WTO后过渡期中小企业集群的外部环境大有改善，这不仅体现在国际市场环境，还体现在国内的市场环境。加入WTO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强国内市场的一体化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我国政府承诺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统一实施贸易制度，包括边境贸易地区、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在关税、国内税和法规方面已建立特殊制度的地区；承诺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及地方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承诺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所承担的义务。我国政府的有关承诺有利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降低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
二、不断扩大的市场规模
200多年前，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在所有其他因素等同的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它的劳动力和机器数量与专业化程度就越高。换言之，分工的升级以及技术的进步都依赖于市场范围（交换能力）的不断扩大。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每一项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以及由此而带动的经济进步，都是以充分的市场规模为前提的。一个社会如果缺乏足够高水平的分工和足够大的相关市场，不仅新技术不能发明，即使发明了，在商业上也不可能被大范围地推广。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内部分工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这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具备较大规模。WTO后过渡期随着中小企业集群更深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面向巨大的国际市场，将有利于促进其分工的进一步升级，获得更高经济效益。
（一）中小企业集群与规模经济
加入WTO以后，尽管“中国制造”引起全球关注，但是我国制造业至今尚无一家大型企业进入世界一流工业企业行列。我国暂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企业，看似无法享有扩大企业规模和劳动分工所带来规模经济效益；但是，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产生与发展，则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以打火机的生产为例，温州的企业家把打火机的100 多个零部件，分散到1000 多家企业生产，形成了打火机生产集群，这个集群即可充分享有规模经济效益，又避免了单一企业规模过于扩大时，由于内部组织成本提高可能会产生的规模不经济。在我国的传统制造业中，诸如打火机生产这样的中小企业集群之所以具有很强竞争力，主要是因为：首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集群内部可以购买并更有效地利用昂贵的专用技术设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其次，在整个中小企业集群的产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集群内部自发地将生产过程分得很细，以充分享受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第三，我国丰富而且低廉的劳动力资源稳固地支持了产业规模的扩大。
（二）后过渡期交换能力的提高
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此后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地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市场。在WTO的统一框架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WTO后过渡期，我国中小企业集群面临进一步扩大集群规模的契机，这主要归功于市场范围的空前扩大和交换能力的飞速提高。
其一，运输与交通业的突飞猛进。在全球经济发展史上，铁路和航空时代的到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事件，被称为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在当今世界，时间和空间对厂商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高度发达的铁路网，星罗棋布的公路网，以及航空和船运业的快速发展，大大地增进了商务往来，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这是全球厂商的交换能力得以提高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我国政府承诺2005年底将允许外商设立独资速递、公路货运和货代企业，2006年底将允许设立独资铁路货运企业。随着WTO后过渡期外商的进入，联系我国与全球经济的运输服务业将会更加发达，国内外商品供需之间的交换能力将会更加强大。
其二，金融业的发展。根据我国政府在加入WTO时的承诺，我国已经于2004年底允许外资银行向中国企业提供人民币服务，2006年底还将允许外资银行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这对我国政府和国内金融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但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来说，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金融业的发展不但可以缓解中小企业集群的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了国际贸易中资金流动的畅通，进而加快了货物流通的速度。
其三，现代信息技术的巨大作用。电视、电话、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的进步，极大地增强了厂商收集、综合、整理、监督和传播信息的能力，进而又引起了商业交流方式的巨大变革。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厂商与厂商之间、厂商与用户之间的时空距离被极大程度地拉近了。尤其是现代传媒业的发展以及全球互联网的出现，使企业的新产品信息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到达用户，用户的需求与意见也会很便利地反馈给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厂商。在一篇关于企业集群化的文章中，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讲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一位台商参加美国某展销会，有位客户看了展示产品后，觉得其产品在某些方面不配套，提出如作若干改进后，就会大量订货。遇到此种情况时，展商一般会先要求客户提供详细的产品生产标准和合同定金，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新产品交付。而这位台湾展商则不同，在了解了客商对产品的要求之后，马上就通过电话和因特网将产品的具体要求进行分解，并通知企业集群中各个协作企业去创新和生产，而后进行集成。展销会还没有结束，台湾展商已经将企业集群生产的新样品展示给客商，从而拿到了这笔大订单。
三、对厂商信任的需求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社会资本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般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很多研究发现，市场环境越复杂，人们对信任的需求就越高。相应地，此时如果企业的信任度越高，就越容易实现交易，赢得更大市场份额。因此，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基于人际关系的信任文化是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的重要竞争优势。
（一）产生信任需求的原因分析
其一，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风险。人类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单就商品交换关系来说，随着社会分工的升级，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由起始的面对面直接交换变成更多地依靠间接交换，现代社会因此也被称为“匿名社会”。这里面隐藏着大量交换风险。WTO后过渡期，经济交换能力的提高将促进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某件产品可能是由不同国家的生产者共同制造，在到达最终消费者之前，中间可能还有许多层经销商，这将导致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更加疏远，交换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厂商在机会主义动机驱使下，难免会出现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的行为。处于交换关系中劣势一方的消费者随着其消费理性的提高，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或者说信任度较高的厂商所制造的产品。
其二，产业供应链上相邻厂商之间的不完备契约。商品交换中为了明确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往往会借助签订商业合同（契约）。这实际上是建立基于制度的信任——通过建立交换双方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降低交换风险，满足人们对“放心”（或称特殊信任）的需求。在订约成本（包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这种基于契约关系的商品交换十分有效。但现实世界中订约成本可能非常高，其原因主要有：商品交换过程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买卖双方事先均无法预知；买卖双方由于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行为（adverse selection）；买卖双方由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moral hazard）等等。
研究发现，现实中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就越需要超越基于制度（契约关系）的信任，也即需要学者们所说的基于信誉的“一般信任”，或者称为“社会资本”，它对社会的繁荣以及经济组织的竞争力和规模有重大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缺乏这种“社会资本”，不得不靠制订十分完备的契约来进行商业活动，必然会使商品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中小企业集群基于信誉的信任
中小企业集群内部人与人之间彼此了解，因此其交易不仅有法律上的约束，而且还有人文关系的约定。这种双重约定，使基本的交易只要口头承诺，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这也是华人做生意比西方人的高明之处。前文关于台湾厂商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这种集群优势。在与外部进行商务活动时，中小企业集群内部的某个具体企业尽管无法享受大型企业所具有的品牌信任度，但对中小企业集群整体来说，可能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中小企业集群基于内部的非契约信任文化，得以建立集群品牌或区域性品牌信任度。学者们依据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中的信任产生机制。
其一，根据博弈论理论，通过重复博弈建立起来的信任是企业集群发展的价值资源。经济交往中，信誉发生作用需要具备四个条件：重复交易、双方有耐心、可及时观察信息和有效惩罚。中小企业集群内部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连续性多次交易是集群中企业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处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地理位置上的企业通过连续性多次交易，企业之间非常熟悉和了解。出于对长期利益及担心遭受惩罚的考虑，他们在交易时往往会放弃机会主义行为而进行充分的合作。在大多数情况下，私人信任是在具体交易中建立的，每个人都会根据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进行信任度分类，并在连续性多次交易中进行动态管理。经历长期重复博弈，中小企业集群逐步形成基于信誉的信任文化。
其二，根据共生理论，信任是中小企业集群的内生媒介之一。在企业群落内，共生单元之间通过信任媒介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相对于市场媒介而言，信任媒介相对稳定，而且具有自我加强的趋势。信任降低了共生单元搜索交易对象的时间和随机性，减少了能量、信息和物质传输过程的损耗和失真。共生单元在信任媒介支撑下共同进化。
其三，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信任是关系资本的关键要素。关系资本是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对于集群中的企业而言，合作伙伴的信任是企业独特的关系资本。企业集群内部的由信任产生的关系资本不仅可以提高企业集群对外竞争优势，而且还能够产生独特的关系资本收益，如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解决企业之间冲突的能力等，从而提高企业集群的经济绩效。企业集群的经济绩效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而又开始新一轮的“信任→关系资本收益→企业集群绩效”的正反馈循环。
四、融资环境、技术进步及管理升级
上述三点我们主要结合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比较成本优势、规模经济及信任文化，探讨其在WTO后过渡期的主要发展机遇。这些由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中小企业集群及其内部企业自身的优势相结合，意味着企业新的更大的发展空间。下面我们着重从另一个侧面——中小企业集群在融资、技术及管理等劣势上的改善——来探讨其在WTO后过渡期的发展机遇。
（一）融资环境的改善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贷款难，融资环境不好。中小企业缺少必要的金融支持，因而丧失了许多市场机会，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较为常见的解释是，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贷款需求急、金额小、需求频繁、不确定性高，从而降低了银行的贷款意愿。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上述原因并非我国中小企业融资贷款困难的根本原因，因为这样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但却没有成为阻碍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了金融资源，民营中小银行成长缓慢，经营范围受到严重制约。在这样的金融背景下，绝大多数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与国有性质的金融机构的交易，存在着过高的交易成本。正是由于这种交易成本的存在和不断上升的趋势，导致了我国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得到本来在正常交易条件下可以得到的贷款或融资。
我国加入WTO后，尤其是进入后过渡期后，这种面貌有可能得以改善。这是因为：其一，进入WTO后过渡期以后，随着外资银行参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的竞争，中小企业集群增加了从外资银行融资这一途径。其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将取得与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同等的“国民待遇”，在此“倒逼”下，我国的民营中小银行终于有机会享受国有商业银行同样的“国民待遇”，企业集群地区的民营中小银行得以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企业集群提供更多贷款。其三，国有商业银行在外资银行和民营中小银行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提高工作效率，扩大业务范围。由于相对大量国有企业来说，中小企业集群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和商业信用，国有商业银行如果出于组织利益考虑新业务，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更多地受到机构代理人的私人利益影响，自然会增加对中小企业集群的贷款额度。其四，随着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以及信用担保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中小企业集群的融资障碍将会减弱。
（二）技术进步
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的进步引起全球关注，甚至有人提出美国制造业面临着所谓的“中国威胁”。对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吉尔波曾撰文指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被过分夸大了，中国制造业目前还面临着严峻困难，中国大陆在技术上仍是个落伍者。我国商务部在2004年发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该报告显示，在出口产品中，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比重很低。目前，技术落后问题也是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主要劣势。从产业类型来看，我国中小企业集群以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少。中小企业集群内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工艺水平较低，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商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因而也较低。
WTO后过渡期，随着多边关税壁垒的下降，许多国家可能会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来限制我国产品的出口。尽管如此，根据我国与其他WTO成员的多边协议，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合作的大趋势不可阻挡，必将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向前推进。根据我国商务部的报告，目前欧盟已经是中国累计最大的技术引进来源地。截至2004年10月底，中国从欧盟累计引进技术18530项，合同金额800亿美元。2004年1－10月，中国从欧盟引进技术1728项，合同金额46亿美元。分别占技术引进总数的25.4%和41%。
我国宏观技术环境的改善，非常有利于推进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技术进步。第一，随着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可以更多地与国外开展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我们可以鉴别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工艺。第二，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可以根据WTO规则，利用国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承诺，以较低的成本进口国际先进的加工设备，取得新的更好的原材料。第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可以利用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有利时机，立足国情和比较优势，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快发展当前较为薄弱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第四，国外厂商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促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增强自主开发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
（三）管理升级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整体管理水平还较低，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粗放，营销环节薄弱，缺乏管理创新；集群内部缺乏有效组织协调，行业协会的发展不健全，存在内部恶性竞争；经营者及企业员工的素质有待提高，缺乏高级管理人才；缺乏品牌意识和品牌管理经验；缺乏跨国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时经验不足，力不从心等等。
在WTO后过渡期，随着更多的外商投资于中国，以及企业间管理与技术人才流动的更加频繁，我国中小企业集群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技能，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实现管理升级。第一，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将促进集群内中小企业转变管理思想，重视管理技术和管理体系建设，推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管理。第二，可以借鉴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经验，建立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吸引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提高企业经营者及企业员工的素质。第三，可以借鉴国外品牌管理经验，打造集群品牌，提高品牌竞争力。第四，可以借鉴国外营销管理经验，提高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能力。第五，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必将加快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这将有利于中小企业集群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管理效率。
『贰』 贷款业务风险分析主要分析哪些 风险因素
贷款风险是商业复银行在具经营过制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使实际收益和预期收益发生一定的偏差，从而蒙受损失和获得额外收益的机会或可能，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损失风险，其二为收益风险。
商业银行贷款风险的防范，主要又是不良贷款的防范。根据国际惯例按照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五种不同的档次：（1）正常（2）关注（3）次级（4）可疑（5）损失。后三种为不良贷款，其主要的表现形式：
不能正常还贷
抵押不能变现
质押不能实现
保证虚置
担保无效
『叁』 外资企业贷款存在的风险和突出问题
国有银行这几年可以说是坐在了火炉上了，推行分配机制改革，实行竞争上岗，分配朝向中高层倾斜，由于用人不当，有才能的能干活的人不服气，于是大量的人员只好宣布内退，那些工龄不够的只好忍受低工资了，
由于打击了基层和一线员工，于是大家只好打起了皮球战，工作能推则推，态度能坏则坏，气没地方出全都发泻在工作上，新招的大学生一看不妙，工资少很多，老家伙懂也装不懂不肯授经，让没有经验的新人心里窝着活，干脆拍屁股走人，这下人手紧张了。
领导整天拉着个脸把上面受的气全部都发到下面来，一开会就是威吓员工，说什么不听话就让你下岗，不聘你让你拿生活费，还搞出什么迟到一分钟扣50元钱，而行务财务确从不公开讲仔细，由于分配过于悬殊，大家觉得完不成任务受损失是领导多，所以也心安理得不想完成任务，这等于降了工资，因为只发40％工资，其他到年底与任务挂钩，现在在岗得比不在岗的多拿的不多，于是领导又打起让内推的人回来上班，而内退的人振振有词：是你们赶我们走的，坚决不回来上班，你们养着我们吧！
就此，可以看出银行的改革不怎么成功，所以仍然要频频出事，中层领导不好当，什么都朝领导那里退，领导也气不顺，不要小看利益被剥夺的结果，不要以为给中层高工资就能留住人，不一定的，关键是没有用到众人都服的人或工资分配设计不合理，现在的国有银行员工整天都在给自己计件，发现完不成干脆就扯蛋还舒服点，对客户是能不好就不好，都巴不得快点倒闭走人了事！
发表于 @ 2005年07月26日 1:44 AM | 评论 (2)
2005年07月11日中行改革江苏样本调查：人事、机构之变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jj/20050707/dd/200507060047.asp
与省行相比，无锡分行有一项特别做法，即对中层以下80％的岗位实行双向选择，20％的岗位实行竞聘。郭锡钧解释道：“主要是考虑到必须保持人员和业务的相对稳定性，毕竟银行不同部门业务的替代性比较差。”在业务流程改革方面，无锡分行撤销了财会部、资金计划部、保卫部等部门，新建了计划财务部、运营部等新部门。
看上面的做法，呵呵。
发表于 @ 2005年07月11日 12:23 AM | 评论 (0)
2005年05月24日通货膨胀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人民币升值是当今最大的经济谎言
中新网4月24日电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预测，2005年GDP增长速度将低于上年，为8.9%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84400亿元，占GDP份额的持续明显上升势头应引起高度重视；消费仍将保持稳定的增长；各种价格水平仍然呈上升趋势，通货膨胀压力不容忽视。
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以币值的不断下跌为征兆，此时要求币值“升值”，就如对一个茶饭不思、行将入木的病人，要求他多吃多喝“病”就会好起来一样，只能出现在天方夜谭的故事里。人家知道我们升不起来而要求我们升值，其目的是要我们承认人民币的贬值，从而调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政府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是非正常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因此经济状态并不稳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敢升值的内因！
个人认为，人民币已经在贬值，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大家只要看到这几年国家对几家银行的注入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发表于 @ 2005年05月24日 12:18 AM | 评论 (0)
2005年05月20日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几点认识(转贴）
裘真康（估计是化名，求真正的小康？）
国有银行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金融业的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此全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期望，国务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经过两年的努力，两家试点银行的主要指标已接近国际发达银行的水平，具备了上市的基本条件，这是令人欣慰的。但上市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强练内功适应外部竞争的需要，恰恰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作为国有银行的从业人员还没有体会到更多的变化，经营思路和运作方式基本依旧，内容严重滞后于形式，所谓输不起的“脱胎换骨”的改革还没有触及到皮肉。长期以来制约银行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关于不良资产问题
为确保两家国有银行上市成功，2004年初国家不惜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向中建、两行注资，加之两行用税前利润、自有资金的冲销，两行不良资产率2004年9月底分别下降为3.08%和5.46%，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人们在惊喜之余，新年刚过，媒体又报道了两家银行不良资产率反弹的消息，局外人都大惑不解，表示了深切的担心和忧虑，局内人倒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知道数字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不稳定性。目前，在上市的关键时期，从央行到银监局，从国有商业银行总行到支行，层层要求不能出现大量的不良资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压缩不良资产的工作力度前所未有，但事与愿违，不良资产仍源源不断，喷薄欲出。本人认为，惯用的行政命令的手段压缩不良资产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学习大禹治水的策略，宜“疏”不宜“堵”，靠堵最终将泛滥成灾，应该从基础工作抓起，深刻反思机制方面的原因，很简单的道理，旧社会的私人钱庄和银行，老板即没有受过现代人的教育，也没有文凭，甚至目不识丁，仅凭感觉和印象，所经营的银行都很少出现过不良资产，股本由小到大，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内很有影响的银行，难道现代的银行人还不如他们？关于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目前官方通行的说法是客观原因是主要的，银行自身经营方面的原因是次要的，仅占五分之一左右。如果这种估计成立的话，2003年前后银行所处的社会环境、信用环境没有明显的变化，为何此前此后来了个大起大落？如果说不良资产的下降是国有银行努力的结果，那么2003年以前银行也没有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本人认为对不良资产的分析应该区别两个不同时期，2000年以前的部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切呆、坏帐在银行的集中体现。期间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经济过热，经历了几次清理“三角债”的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如果说这一部分主要是大环境造成的，银行自身的责任是次要的是谁都能理解的。2000年以后就不同了，此时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的时间，整个社会的金融意识得到普遍的加强和提高，特别是各级政府强逼银行贷款的现象已从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银行经营所处的社会环境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在过去客观原因是造成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今天的银行就不应该再有大量的不良资产出现，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以下数字就能说明问题：2000年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向不良资产公司剥离14000亿不良资产，之后官方公布的四大银行平均的不良资产率为6%，这个水平与国际上比较也在好银行之列，剩余的不良资产大约在5000亿左右，事过仅仅三年的时间截至2002年底，不包括四家银行用税前利润核销的部分，不良资产总数达20880亿，不良率达26.92%，这与2000年以前的部分基本相等。我们在总结了几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的前提下，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几十年的不良化过程，的确发人深思。如果单纯从银行自身经营方面找原因，可以归纳以下几方面：
1、首次剥离不良资产，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为后来不良资产的涌现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量不良资产的剥离，作为基层行来讲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经营状况迅速好转，各项经营指标一夜之间翻了好几番，按照现行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单位可以得到更多的绩效工资，干部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名利双收，更受鼓舞的是不良资产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工作责任、案件线索也随着剥离而一笔勾销，不论是单位或个人都一身轻装地投入了新的战斗。这种机制从客观上讲，哪个行的不良资产多，剥离的就多，哪个行的干部和职工所得的实惠就越大，这对不良贷款多的单位和干部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奖励和鼓舞。相反也有一些基层支行或分行的领导干部，平时的工作作风就谨慎有余，不良资产本来就不是很多，加之对剥离的政策理解的不深，总以为银行的资产来之不易，这样一剥了之实在可惜，因此对一些有盘活希望的，能促进转化的，尽量采取保全的办法，没有及时剥离，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负责的态度，但恰恰是这种人，由于没有用足用活当时的剥离政策，历史包袱没有甩掉，经营状况改善的就比较缓慢，单位得不到绩效工资，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所谓奖勤罚懒的考核机制在资产剥离问题上来了一个根本的颠倒。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冷酷的现实使所有的银行人变得更聪明了，他们充分而又深刻地认识到：不良资产的剥离不仅是改善经营壮况的捷径，更是改善个人仕途命运的法宝，因此鼓足干劲期待第二次剥离，尽管当时说这是最后免费的“午餐”，但谁都不相信是最后一次，而是伸长脖子，饿着肚子等待免费的“晚餐”。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2002年央行相对放松了对不良资产的监控，各基层行瞄准良机，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良资产象火山爆发一样迅速上升到26.92%，其中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2004年以来银监局和央行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监控力度，不良资产又神不知鬼不觉的销声匿迹，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来去匆匆，来的不明不白，去的无缘无故，局外人对此大惑不解是可以理解的。
2、银行内部的考核机制不自觉的助长了不良贷款的产生。
国有银行经营目标的内部考核95年以前主要是速度和规模，即存款的多少。95年之后开始考核效益，目前主要是考核存款、效益和风险三大指标，而且都是以一个自然年度为一个考核期间。作为基层行在一个工作年度内要完成上述三项指标，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贷款的投放，放一笔贷款即派生了存款，吸引了客户;又增加了效益;同时还冲减了不良贷款率;真可谓一石三鸟之效，虽然贷款也有风险，但它的风险是滞后的，在考核期无法体现，只要源源不断的增加贷款的投放，不仅完成了任务，维持了既定的发展速度，也掩盖了风险，稀释了不良贷款。既然贷款投放是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不知为什么层层的考核从来没有把投放量作为基层行任务完成的备抵项目，因此客观上刺激了基层行的贷款需求，由于贷款总量受指标控制，就变着法儿增加银行承兑，使大量的承兑汇票变成了项目投资；固定资产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就给企业变成流动资金贷款，使大量的流贷进一步固化，增加了新的风险；公司类贷款手续繁琐，就增加个人贷款，由于上级行没有出台对个人贷款的管理办法，就自定办法报上级行认可，把对个人贷款的期限定为最长20年，如果有风险是20年之后的事情，贷款由此所产生的收益却使当代人受用不尽。在这种短期行为的机制约束下，在贷款欲望极度冲动的环境条件下要确保贷款的质量难乎亦难。
3、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对不良贷款的约束软弱无力。
2000年以来，银行为防止贷款风险，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是加强了信贷管理的工作机构，从原来的一个信贷管理部一拆为三，形成了信贷经营部、信贷审批部和风险管理部，还有一个凌驾于三部之上的信贷管理委员会；其次明确了三部一委的工作分工，设置了几道防火墙，经营部不能参加贷款的审批，审批部不能与企业见面，风险部负责动态的、随时的监控，当时称之为有干的、有看的、有说了算的；三是层层授权，总行和两级分行还有支行四级核算单位，四套信贷管理班子，分别都有内容不同、数额不等的审批权限，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真可谓铜墙铁壁，万无一失。但事过三年，无情的现实又是那么得令人失望和沮丧，究竟为什么？银行的规章制度从其本身来推敲是无懈可击的，但真正落到处的并不多，这是最大的悲哀，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只要人的思想出了轨，就没有不能逾越的政策障碍，银行贷款的投放更是如此，作为基层行的领导要想通过某笔贷款，从贷前调查论证开始就有直接或间接的授意，唯命是从的经办人员心领神会，不识时务，冒个人仕途命运于不顾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开会集体研究贷款之前就有定论，上会通过基本上是走过场。退一步说，即使领导人事先没有授意，会上的一个提示性发言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甚至一个眼神都能改变会议的研究结果。什么贷前调查、评估论证、集体研究、共同决策、相互制约、共担责任，在银行目前的体制下显得软弱无力。因此说2000年之后银行内部为强化贷款的管理增设了那么多部门，增加了几倍的人员，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实际效果与过去比较毫无二致，上级行良好的初衷没有落实，真正的贷款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几个人手中，同样一笔贷款，同样一个企业，要贷能说出若干原因，要不想贷，理由也能拉出一火车来，随意性更大，更无所顾忌，2000年以前贷款决策失误，责任非常明确:就是一个信贷部，一个行长，现在不同了，因为贷款是集体研究、共同决策的，若干部门和若干人员都有责任，最终的结果是，只要贷款程序符合规定，大家都没有责任。特别是由基层推荐报上级行或更上一级审批的项目，作为审批行远隔项目所在地，也只能从产业政策和项目布局等大的方面把关守口，通过一个项目，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否决一个项目，却受到下级行或企业的背后指责，又是不了解下情，又是不支持基层行的业务发展，罪名一大堆。基层在指责审批行的同时，痴志不变，再次将被否决的项目上报，理由更加充分，上级面对执着的热情，一般的项目反复几次均能通过。因此层层审批的运行机制对保证资产质量的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却不自觉地为基层承担了不良资产的审批责任，使基层更加有恃无恐。
综上所述，银行内部的用人机制、绩效评价机制、贷款决策机制是导致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在这一方面如果没有大手术，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用现在的眼光看五年以前和五年之后看现在，不会有两样的结果。
二、关于股权的分置问题
股权变革是银行改制的核心，只有把股权变革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资本，才能把股权人与公司的利益有效的联系起来，目前银行现存的种种弊端就可能迎刃而解，这是银行再造的希望所在，也是大家的共识。2004年两家试点的国有独资银行分别成立了由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国有银行的股权发生了变化，为银行的上市打下了基础，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形式上的，长江电力、国家电网、宝钢集团，建银投资所持建设银行的股份没有一分钱的个人资本，无不带有国有的性质，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化。董事长作为一家之主，是企业的化身，都能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敢冒个人政治生命的风险，做有损本企业利益和声誉的事情，何况其他的员工能做到以行为家吗？这在古今中外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之中是不敢想象的，这从一个侧面反射了这种股份制改造的实际效果。这种参股形式在前几年的上市企业中屡见不鲜，效果都非常一般。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交通银行的历史，1908年交通银行成立时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解放后香港的交通银行在众多的金融企业当中也立有一席之地，1987年国家恢复交通银行时，其股本的构成就是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企业法人共同发起的，和目前建行、中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构成基本一样，没有任何的不同之处。结果如何呢？惨淡经营了不足20年的时间，不仅祖宗的机制没有继承，外资银行的经营方式没有学到手，国有银行的沉疴积弊倒体现于一身，反而更加国有银行化了。这是应该借鉴的教训。当然，目前国有银行的股本变革只是初步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上市实现股权的转让，最终实现个人资本化，在目前中国国情的条件下，不可能一步到位，这是国人都能理解的，因此试点银行从准备上市之初就积极的在海外寻找战略伙伴，一天也没有放松这方面的工作，但至今未果。作为中国的市场，对海外的财团或金融机构而言有巨大的诱惑力，为什么不敢轻举妄动，一直持观望的态度，这表明对我们目前银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极大不信任。这也难怪，任何一种投资行为都是为了取得更大的收益，形式有两种，一是取得某种控制权，二是通过参股分得红利，在目前的条件下，这两种愿望都很难实现，因为国家对国有银行的控股地位不能动摇，上市仅仅是转让很少比例的股权，即使在董事会取得一席之地，其发言权也是微不足道；想分红利吗？一是从中国的上市企业看，按时分红的不多，二是有红如何分配也不是一两个董事决定的，面对股权投资随时都有被巨额不良资产所吞噬的危险，投资人止步不前，静观待变是就不难理解。因此，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设计师们思想还应该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路子再多一点。股权转让的比例应该进一步提高，甚至放弃对国有银行的控股地位也不可怕，只要勇敢地迈出这一步，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可能缩短了十万八千里，纵观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外国人从中国大地上得到利益的同时，中国人得到了更大的利益，入世之初，不少人担心我们的民族工业会受到灾难性的打击而一蹶不振，用现在的眼光看是没有必要的。金融业关系到国计民生，金融开放是整个经济开发的高级形式，不论是外国独资，控股和参股企业，在中国的大地上均受国际惯例和政府金融当局的监管，倘不至于危及到内资企业的生存，更不至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回顾十几年来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当企业还能够维护正常经营，或者说还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的时候，作为企业的主管部门，乃至当地政府都不同意企业改制，不同意变更企业的所有制关系，相反，当一个企业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能及时兑现，债台高筑，伤痕累累的时候，就督促尽快改制以卸包袱，了了草草处置了事，就象一个人一样，与其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把他随意处理掉，倒还不如在他健康的时候给他找个婆家。
三、关于队伍建设和薪酬待遇问题。
国有银行有一支庞大的干部职工队伍，中、建两行目前的总人数大约有50万之众，实际上可能还要多一些，因为临时用工本来就是一个说不清的数字，这与国际发达银行比较的确是可怕的。美国花旗银行全球计算只有48000人，是建设银行的六分之一，所经办的资产总量却是建设银行的8倍之多，人均资产占有总量是建行的几十倍。因此减人增效与国际接轨成为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首要任务。本人认为国有银行部门林立、人浮于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仅党、政、工、团、纪检、监察、宣传、后勤这些部门的人员可能和外资银行的总人数就差不多，借股份制改造之机在队伍建设方面来一个‘消肿瘦身’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做简单的数字对比，外资银行具有适应其生存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有着雄厚的管理手段和基础，即使在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之间也能找出工作效率相差几十倍的事例，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广州和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人均占有的金融总量也可能相差几十倍，但不能说西部的银行从业人员工作效率低，任务没有饱和，需要按先进地区的标准减人瘦身。国有银行的人员精简，是最难也是最令人头疼的，是一项耐心细致的工作，如果是为了提高队伍的素质，应该是优胜劣汰，由于自古以来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业绩评价体系，人员的精简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省事、最间单的办法，来个“一刀切”，要么按一定年龄，要么按一定工龄，只要在范围的，什么学历高低、业绩优劣、贡献大小一律下岗回家静养。中行、工行精减了大量的员工，建设银行2003年人事与激励约束机制改革，1100名高级管理人员下课大概都是如此。作为离岗队伍，年纪一般在40到50之间，就其文化水平而论比更年轻一些的人要低，这是都承认的事实，但从工作经验，客户资源等实际工作效果来分析，应该不比更年轻一点的人差多少，从对国有银行的贡献方面讲可能还要大一些，古今中外在这个年龄段成就事业的并不乏其人。"一刀切"的减人举措仅仅起到了减人的目的，丝毫没有触及国有银行人浮于事的组织体系，更没有使队伍得到优化，相反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离岗人员，在地方政府公务员系列当中还是年轻的中坚力量，在银行的队伍中倒成了古稀老人，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国有银行，一生对事业的执着，忠诚和热情倾刻之间被击的粉碎，昨天还是国有银行的高级管理人才，改革的指挥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银行的包袱，成了清理的对象。他们从每月30元钱的月薪起步，到离岗之日总共得到的薪水相当于目前在岗两年多的工资，把他们离岗让贤的“豪举”无论说的怎么高尚而光荣，意义如何重大而深远，他们都有一种被愚弄的苦涩，难以接受这严酷的现实。当然，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在前进的号角声中没有更多的必要去回味他们的感受，但是我们必须重视后人的思想脉搏和精神状态，一支队伍的战斗力取决于思想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外资企业的职工与企业的依存关系非同一般，家园意识异常的浓厚，这是我们最有必要接轨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面对银行上市，员工下市的人事改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59岁现象”在金融系统突然提前了20年，不到四十岁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大有日落西山、朝不虑夕的感觉，那些以往兢兢业业为银行事业的发展而忘我工作的人变得让众人难以理解和认同，严酷的现实使这些人的思想也开始觉悟，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机会和突破口，大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味道，得到这样一种效果，应该不是改革的初衷，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中国银行的哈尔滨分行一个不足10人的分理处主任一夜之间能够把十几亿存款化为乌有，不是没有时代背景。我们用7万元可以买断一个与银行有几十年劳动关系的员工，10亿巨款能够买得多少人与银行脱离关系？我们用三年时间创造上万亿不良资产，拿这些钱按这个标准买断的可能更多。上述案例按照银行内部的操作规章，只要有一个岗位尽职守则，恐怕都难以得逞，说明整个队伍的思想涣散到了何种地步，他不过是一个分理处主任，如果是一个行长，一定能够作出更加惊天动地的“壮举”来，因此说，人事改革在注重社会稳定的同时更应该注重队伍的思想稳定，这是提高整个队伍战斗力的关键所在。
薪酬制度的改革是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的另一项主要内容。2003年以前银行内部的分配机制基本是平均的，原来意义上的处级干部与一般职工相差无几。之后随着职务名称的变化，行长改为高级经理，科长成为部门经理，一夜之间工资拉开了档次，高级经理和一般职工的绩效工资相差近10倍之巨，本人不主张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但差距如此之大也令人瞠目结舌，超过了一般人的心理预期。国有银行历史上诸多内容的改革都没有像这次薪酬改革的如此迅速，又如此的悄无声息，这可能是领导层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高度空前的一致吧？改革的理由是与外资银行接轨，因为外资银行的高管待遇特别高，我们如果不紧随其后，我们的人才就被外资银行拉跑了，这是支撑薪酬改革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从目前中等城市来看，还没有看到外资银行的影子，即使在几年之内外资银行到底需要我们多少高管人员，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前几年国内一些股份制银行的成立之初从国有银行拉走了一些高管人员，然而国有银行的高管队伍还没有出现人才的青黄不接，而是人才济济，英雄倍出，因此说：哪种担心外资银行进入，国有银行就会出现人去楼空的局面实在有些“杞人忧天"。再从我们银行高管队伍来分析，真正能让外资银行垂涎欲滴的并不是很多，以此为依据支撑薪酬体制的改革倒真有些牵强附会。我们在分析国有银行干部队伍素质的时候不能犯忽左忽右的错误，说他素质高，纵然给他10倍的薪金也有被外资银行随时随地枪走的危险；说他素质低就处处不适应，在目前的岗位上也是滥竽充数，一文不值，随时随地都是淘汰的对象，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诚然，外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工资的确很高，但是国外金融企业与其它行业的差距可能比我们要小，这里除了有一个外部环境的衬托之外，更重要的是外资银行有巨大的效益做支撑。虽然这几年国有银行的利润也比较可观，但它与外资银行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在利率没有真正的市场化之前，银行的利润带有某种垄断的性质，因为央行规定的存、贷款利差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较能高出两个百分点左右，这是和外资银行不能比较的；二是银行不良贷款的损失没有从利润中扣除，潜在的风险损失没有计算，如果把这一部分计算在内，国有银行不仅没有利润可言，甚至有巨大的亏空，再说从不良贷款形成的内部原因分析，它与绝大多数员工的工作责任没有直接关系，责任集中体现在领导层，因此说，国有银行的效益不应该是增加管理层薪酬的原因，更不应该是拉开工资差距的理由。目前国有银行绩效工资的分配实际上是借绩效之名兑现职务工资，不仅没有和经营业绩有丝毫的联系，而且使干部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激化，一位基层的高管干部在做员工的思想工作时，曾一语道破天机：“你不要认为待遇低，我从社会上聘一名临时工还用不了这些钱”。可见高管人员的素质具备强烈的市场化意识，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想，从社会上聘一名高管需要多少钱？遗憾的是把员工推向了市场，自己却留在了垄断的“襁褓”之中。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说到底是一种高度的市场化行为，银行的薪酬机制改革更应该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来确定每个岗位和员工的价值，这才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知是不是.
『肆』 贷款风险的现状
商业银行来的主要职能和源业务是信贷，即直接向社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由信贷的性质所决定，信贷行为的发生和终结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时间间隔，贷出货币与清偿行为始终有时间差。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或者借贷的资金可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发挥原来期待的效用，不能正常周转和有效增值，使资金的清偿能力相应受到影响；或者借贷人在主观意愿上无意于偿还贷款致使借贷风险发生。
1、 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
2、国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暴露尚不充分，且面临的风险有加大的趋势
『伍』 贷款有哪些风险
不少抄急需资金的朋友想从银行贷款，但是速度太慢或者达不到要求，希望寻找一些民间机构来办理房屋抵押贷款或者汽车抵押贷款。不过看了近期新闻里的“套路贷”却望而止步，因为民间贷款的风险真的很大，下面是对贷款风险的总结：
不过贷款公司鱼龙混杂，还是要在贷款前仔细辨别好坏，不要上了贼船，一旦权益受到侵害，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陆』 过桥贷款存在哪些风险
1：融资成本高、资金风险大。调查结果显示：过桥贷款平均40.8%的年化利率成版本，对于本就处于弱势权的小微企业难以承受。
2：被掩盖的企业信用风险。对企业而言，要保持与银行的良好信贷关系和获得更高的授信等级，最重要的是按期付息还贷，在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和资金紧缺的状况下，也会不惜高息融资归还银行贷款，样本企业归还银行贷款有72%是过桥资金，可见企业表面按期归还贷款，但其真实的财务信息被掩盖。
3：银行员工的道德风险。当前一些银行机构的客户经理更关注完成与绩效考核相挂钩的业务营销任务和信贷风险考核指标，重视企业能否按时全额还款，对企业高成本过桥资金还贷心知肚明，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纵容了企业“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
4：加剧银行信贷风险。过桥贷款滋生了一系列灰色融资产业链，上饶市辖就有以民间融资为主业的各类投资、担保公司2000余家，造成实体经济融资的恶性循环。
『柒』 贷款面临的风险有哪些
1.贷款逾期，很多平台都是要上征信记录的，影响以后的工作，坐高铁，坐飞机等。
2.贷款就要还清，避免催收，起诉等问题产生，谨慎选择。
『捌』 商业银行贷款存在哪些风险
按贷款风险本身的性质可分为静态风险与动态风险
静态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内害和意外事容故使借款人遭受重大损失而使其无法按期归还贷款的可能性。其基本特征是:静态风险只有风险损失而没有风险收益;银行可以通过大数法则对其造成的后果加以估计，并通过保险制度进行社会化的分担;风险承担主体只能被动防御。动态风险是指由于银行决策失误或经济环境改变和市场行情的波动等原因引起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的可能性.其基本特征是:动态风险既可带来风险损失，又可带来风险收益;银行无法对其造成的后果进行估测，但通过各种风险控制手段，可尽量减少风险损失的产生;风险承担主体可以自主决定是否承担或转移风险。